府谷县司法局副局长刘利荣因文凭档案造假被免职，表面看来是一个“煤二代”试图跻身官场、官商利益勾兑的样本。但在其背后，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是一个“农二代”千方百计向上游动想跳出农门，终因造假被叫停的故事。

　　“有钱还要有势”，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潜规则，能否打破这种怪圈，值得全社会反思。

　　和大多数陕北后生一样，1984年出生的刘利荣也迷信“豹子号”。比如他的手机尾号为四个9。

　　但5月中旬以后，这个号码则长时间处于“关机”状态。陕西省府谷县司法局办公室，不仅刘利荣办公室大门紧锁，就连局长李瑞华的办公室也敲门无人应、打电话也不接。接近刘家的当地人告诉记者，刘利荣在“局长门”事件后就离开了府谷，“如今反正不在陕西，谁也联系不上”。

　　一个多月前的5月22日，府谷县官方发布消息，称早前被媒体质疑的县司法局副局长刘利荣高中、专科学历均系伪造，遂免去刘的职务，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。

　　此前，这位28岁的副局长，和他的直接上级领导——司法局局长李瑞华被指学历、履历造假。府谷县在证实刘利荣学历和履历造假的同时，否认了网络对司法局长李瑞华的质疑，称李学籍档案完整，工作经历清楚，有关任职和调整符合规定。

　　从2010年4月下旬被任命为司法局副局长，到2012年5月下旬被免职，刘利荣在副局长的位子上一共待了25个月。

　　上学、当兵跳﹃农门﹄

　　刘利荣辍学去当兵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同学胡成来羡慕了好久。在中国农村，考大学、当兵提干、进城接班是大多数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三个途径。考大学，刘利荣肯定不行，接班，他爸也是农民，当兵倒是个好办法

　　这个初中未毕业的80后，之所以备受社会关注，主要因为他有一个“煤二代”的特殊身份。当今社会，“煤二代”是一个让许多人“羡慕嫉妒恨”的群体。

　　从府谷县城出发，沿神府一级公路向西北，约20分钟就到了陕北能源化工重镇——府谷县新民镇。

　　官方的公开数字显示，2010年，该镇农民人均纯收入1.45万元，是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多。该镇2011年完成生产总值97亿元，为国家上缴税金达14.08亿元。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镇、陕西省重点镇。

　　历史上的新民镇以农牧业为主，环境恶劣，十年九旱，穷乡僻壤，土地瘠薄，农民年纯收入不足百元。温饱解决不了，许多人拖儿带女走“墚外”、跑“后套”(指内蒙古)谋生。

　　刘利荣是新民镇芦草畔村人。

　　芦草畔村距离府谷县城约20公里。一本描写刘氏家族创业史的公开出版物这样描述早年的芦草畔村：初春时节，芦草畔村依然沉浸在春寒料峭之中，凄冷的西北风肆无忌惮地从光秃秃的山梁上吹过，散落在山崖上的土窑洞和破落的土围墙院落显示不出丝毫的生气，只有小心翼翼地行进在羊肠小道上的毛驴驮子能让人们知道，这里是一个村庄……

　　芦草畔村的“荒凉落后”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期。1981年，陕西省一八五煤田勘探队进入新民镇一带“找煤”，并随后宣布有煤炭重大储量发现。

　　刘利荣出生的1984年，正是府谷“全民开矿”如火如荼的时候。当地人回忆说，那时，穷怕了的县委县政府很支持私人办煤矿。开矿的手续很简单，只要你掏10元钱办证费，就可以拿到盖着当地政府大印的煤矿开采证。“当时都是干部上门为群众办理采矿权，却很少有人办。”因为道路不通、销路不畅，一车煤5元钱都卖不出去。

　　当地和刘家熟悉的人回忆说，和许多做煤的人一样，刘家的煤矿事业刚开始也是举步维艰，最困难时煤卖不出去，还外欠了数十万元的高利贷。尽管负债累累，尽管许多人将煤矿当包袱以很便宜的价格变卖还债，但刘家始终没有放弃。用刘利荣大伯刘彪的话说：“相信总会有翻身的一天。”

　　在1998年，即使是当今陕西首富、总资产超50亿的高乃则那时也举债在新民镇买了一家“小作坊”式的煤矿，也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他人生最难熬的日子。

　　那时的刘利荣还是个不懂事的少年，刚上初一，家族的艰难或辉煌暂时和他还没有关系。

　　曾和刘利荣一起在新民镇中学(初中)读书的胡成来回忆，刘利荣1998年秋天到新民镇中学读初中，和他是邻班。中学时代的刘利荣不善言谈，属于那种见一面不大能被记住的同学。“当时陕北的煤炭市场还很萧条，刘家还没有崛起，刘利荣在学校和班里都属于很普通的同学，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为人处事！”

　　而新民镇中学许多老师都表示，在“局长门”事件发生前，几乎没有人对昔日的这个学生有印象。

　　按照当地知情人的描述，大约2000年秋天，正在新民镇中学读初二的刘利荣突然辍学了。上世纪90年代末的陕北能源经济开始初露端倪，于许多男孩子而言，辍学是很正常的事：或因为家庭经济原因，或因为想出去打工闯天下。

　　由于在学生时代表现普通，辍学后刘利荣的去向也很少有人关注。据胡成来讲，刘辍学去当兵，他还是后来偶尔听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说的。

　　听到这个消息，正在读高中的胡成来羡慕了好久。因为在中国农村，考大学、当兵提干、进城接班是大多数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三个途径。考大学，刘利荣肯定不行，接班，他爸也是农民，当兵倒是个好办法。

　　但同时，他也产生了一个疑问：不是说高中毕业才能去当兵吗？可刘利荣初中都没读完啊！

　　芦草畔村一村民分析说，1999年府谷煤矿最低谷的时候，也是刘家最艰难的日子。刘利荣当时学习成绩一般，家人可能也意识到考大学无望，所以就设法让他辍学去参军。

　　初中辍学的刘利荣如何以高中毕业的身份去的部队，府谷县官方在5月份的通报称，刘利荣高中文凭系伪造。

　　给领导开车的﹃临时工﹄

　　和刘有交往的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曾取笑刘利荣：你家这么有钱，我要是你才不干这伺候人的活哩，工资还不够你大(父亲)在外面请人吃顿便饭。刘的回答是自己喜欢开车。后来熟悉了，就笑着反问他，“再有钱的人，你还不是得听领导的？”

　　大约在2005年春天，21岁的刘利荣以镇政府司机的身份出现在新民镇上时，许多熟人这才知道“刘家的后生”从部队复员回来了。只是这时，刘家已经“翻了身”。

　　2004年秋天，陕北煤矿市场也打了个“翻身仗”。随着能源价格的一路飙升，曾经的“煤窑主”、“煤贩子”纷纷摇身一变，成了坐拥资金千万甚至数亿的煤老板。其中也包括刘利荣的父亲刘五儿和伯父刘彪。

　　公开资料显示，刘五儿是陕北煤炭大亨刘彪的弟弟，也是府谷县新民镇芦家梁煤矿矿长，坊间称其资产过亿。曾获榆林市文联颁发的“在全市文化建设和各项社会福利事业中贡献突出奖”、府谷县政府授予的“劳动保障工作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

　　当地人回忆：几乎是一夜之间数百个不同成分的煤矿企业从2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冒了出来，数不清的饭馆、旅社、小卖部、加油站、维修店、歌厅等如雨后春笋般在新民镇扎根、疯长。昔日荒凉的新民镇突然成了“不夜城”。

　　一份公开资料显示，也就是在刘复员前的2004年，刘家在新民镇芦草畔村的煤矿产业开始扭亏为盈，并步入利润高速增长时期。

　　在如今的新民镇乃至整个榆林市的煤炭行业，刘利荣家族可谓声名显赫。刘利荣的大伯刘彪是位居高乃则之后的陕北二号富豪、“煤老板”，同时也是省内外有影响的慈善家，一度名列胡润“2007年中国富豪慈善榜”第97名。

　　刘利荣的父亲刘五儿也是当地知名的煤炭企业家，资产过亿、乐善好施，行事低调。

　　所以当“煤二代”刘利荣到新民镇当一个普通司机时，许多人都觉得奇怪。“家里那么有钱的后生，还能看得上每月这点死工资？”

　　给时任镇长石某开车的司机刘利荣，留给新民镇许多干部的印象只有一个，谦和低调。“他见到人都会嘿嘿一笑，也不说话，不像有的领导司机那样张扬”，有干部给记者回忆说。2005年的新民镇，刘家颇带传奇色彩的“开矿经历”已经成为当地人的谈资。每当刘利荣随镇领导出现在一些场合时，总会有人说：这是刘彪的侄子，刘五儿的小儿子。

　　关于刘利荣此时的身份，有记者曾采访原新民镇某领导，对方的回答很直接：就是个临时工。曾和刘利荣有过交往的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说，他曾取笑刘利荣：你家这么有钱，我要是你才不干这伺候人的活呢，工资还不够你大(父亲)在外面请人吃顿便饭。

　　刘利荣开始的回答是自己喜欢开车。后来熟悉了，就笑着反问他，“再有钱的人，你还不是得听领导的？”

　　在陕北榆林一带，“煤二代”混迹官场并不稀罕。一个很公开的现象是，许多年轻的80后，甚至90后公职人员每月工资不到两千元，但走出办公室后开的都是奔驰、宝马、路虎、奥迪……

　　“不图挣钱，主要是为了有个公家的事情干”，这是记者听到这个人群最普遍的回答。

　　很和善的﹃副局长﹄

　　府谷县司法局一位前领导这样评价刘利荣：“是个好后生，但啥也干不了。读的书太少，司法局是业务部门，说白了，他就是个‘关系户’。”当地某律师说，刘属于那种很和善的“副局长”，不怎么爱讲话，也没架子

　　在新民镇给镇长当了三年多司机后，2008年，刘利荣从镇政府司机转为新民镇司法所助理调解员。

　　在行政体制关系上，镇一级的司法所一般是县级司法局的派驻公务员单位，也是镇政府的一个部门，其主要职能是调解民事矛盾纠纷、宣传和管理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，俗称“普法”。刘利荣是如何从司机这一“临时工”身份转为国家编制人员？在“谈司法局色变”的府谷县，记者采访多日也未能找到答案。

　　按照当地一匿名人士的说法，2007年底2008年初，府谷县司法局面向全社会招考了数名工作人员，其中有公务员编制，也有事业单位编制。刘利荣应该是搭的这趟车。

　　从领导司机变身为司法调解员，刘利荣的“升迁”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。新民镇一干部后来分析说，当年正是新民镇全民“淘金”和财富大聚变的高峰时期，人人都想着如何赚钱，加之刘利荣去的是一个清水衙门，有办法的人把子女转干“变身”在当地并不少见，大家已习以为常、见怪不怪了。

　　新民镇桃峁村罗姓村民回忆说，大约在2009年夏天，他和村里人因宅基地的纠纷到镇司法办寻求解决，当时正在办公室看报纸的刘利荣还主动给他们倒水让座。

　　他问刘利荣：娃娃有出息了，还是吃公家饭好！刘利荣嘿嘿一笑说，好是好，就是不自由！

　　在镇司法所任职一年后，刘利荣回到府谷县司法局机关，正式任职府谷县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。

　　对于刘的这次违规、违程序任职，府谷县官方解释是，“两次组织部门‘把关不严’”：第一次是2007年10月。府谷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张明晓上报刘利荣的材料时，未对刘的学历资料认真审核，导致伪造学历进入本人档案；第二次是2009年8月。在刘担任该县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时，干部考察组把关不严，没有认真审核档案，错误认定刘利荣的大专学历有效，干部身份明确。

　　两次把关不严的相关负责人这次也受了处分：张明晓被免去人社局工改办副主任职务，调离人社系统，并予行政警告。当年负责考核的丁彦彪免去其老高川党委书记职务，并予党内严重警告。丁此前在组织部工作。

　　府谷县官方还查证，刘利荣的专科学历证和档案均是花钱从西安购买。记者在府谷县采访时，司法局系统许多人都称，在“局长门”爆发前，许多人都只是听过刘利荣的名字，很少有人和其直接打过交道。“他平时来单位的机会不是很多，像我们这样的单位，具体工作不多，管理本来就很松散。”

　　府谷县司法局一位前领导这样评价刘利荣：“是个好后生，但啥也干不了。读的书太少，司法局是业务部门，说白了，他就是个‘关系户’。”曾和刘利荣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的当地某律师回忆说，刘利荣属于那种很和善的“副局长”，不怎么爱讲话，也没架子。

　　和许多官员相比，刘利荣确实很低调。查阅相关资料，仅有的内容为“2011年6月1日，府谷县司法局副局长刘利荣被授予陕西省‘五五’普法先进个人”。

　　潜规则的﹃牺牲品﹄？

　　中国的现实遭遇也让许多有钱人深深体会到：再有钱的人，在有权有势(体制内官员)的人面前还是低人一等。“在中国，在财富和权力之间，财富永远是附属。所谓有钱有势，有钱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必须有势。这个势就是当官掌权，这是几千年遗留的官本位思想，也是一定程度上当今的社会现实”

　　记者连日的调查发现，“局长门”事件在府谷并非孤立的个案，不过是大众意见积累日久后的一次爆发而已。

　　当地退休官员告诉记者说，2010年，府谷县推行一项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，凡45周岁以上、自愿提前离岗到重点企业(重大项目)、村组(社区)挂职的科级领导干部，退休之前每月可享1000元~1500元的岗位补贴。

　　这次新制度推行中，先后有226名干部提交“自愿”申请，但也有提前离岗干部有意见，认为是“被自愿”。

　　也就是在这次被官方称为“为优秀年轻干部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”的改革后，李瑞华和“煤二代”刘利荣得到提升。李和刘的提拔本来是程序中的事，但由于两人履历和档案本身存在瑕疵，于是“被自愿”的干部开始联名反映、上网发帖。

　　“以前我们这儿很穷的时候，没几个人知道，如今有钱了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全国关注！”当地宣传部的一位官员抱怨说。

　　在亿万富豪超2000人的府谷，官商出于各自目的，互相借力在所难免，近年来官场几乎就没平静过。

　　比如2008年6月，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发文聘任高乃则等4人为县政府县长助理，聘任张继平等3人为县政府县长经济顾问。被聘用的7人，均系当地的民营企业家，其中6人为“煤老板”。煤老板当县长助理一事在2009年经媒体报道后产生极大争议，官方随后免去聘任的四名县长助理。

　　在当地民间和官场口碑尚可的刘利荣因假学历、假档案遭免职，当地舆论认为其背后是当地煤炭业和官场利益勾兑的结果。

　　记者采访发现，尽管刘利荣在“局长门”事件最终以一个悲剧者的身份出局，但刘家因乐善好施在当地乃至整个陕北仍享有很高声誉。甚至很多人对刘利荣“犯错”很宽容：现在谁不想当官，刘家后生想当官没啥错，当了两年官也没干过啥坏事，“假文凭又不是他一个，只不过他运气不好被抓住了”。

　　长期观察该现象的榆林知名作家姬晓东认为，刘利荣“违规”当官或许有家族背景的因素，但更多的反思应该来自当下的人事体制和社会生态。

　　“煤炭资源产业的暴利，让许多往日土得掉渣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扬眉吐气的大老板，但这些人在内心深处依旧对官员存在敬畏之心。这种敬畏或因为官员的‘势’，或因为对自身未来的担忧。一夜暴富，并不等于这些大老板也能一夜从心里变成富豪的品位和生活状态，内心深处他们很多人还是彻彻底底的农民，求安稳求保险。于是在为子女职业选择上，会一致倾向‘铁饭碗’。首选就是政府职员、公检法司，以及那些有执法权的‘大盖帽’单位。”

　　此外，中国的现实遭遇也让许多有钱人深深体会到：再有钱的人，在有权有势(体制内官员)的人面前还是低人一等。所以许多人有钱后都会想办法或给自己找个政治身份，或让子女进入体制，“在中国，在财富和权力之间，财富永远是附属。所谓有钱有势，有钱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必须有势。这个势就是当官掌权，这是几千年遗留的官本位思想，也是一定程度上当今的社会现实”。

　　“这是长期形成的社会潜规则，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刘利荣们也是这种潜规则的牺牲品”，姬晓东说。